张宏杰 | “不妄取一钱”的林则徐

鸦片战争时一位英国军官说：“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，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，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。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。在中国的政治家中，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。”

林则徐入仕之初，就发誓要做一个清官，“但当保涓洁，弗逐流波奔”，因此他为官首重防微杜渐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他赴湖北任布政使，事先发出传牌，昭告沿路守土官员，谢绝一切接待供应。传牌声明：“所雇船只，系照民价，自行给发，不许沿途支付水脚，亦无须添篙帮纤。……伙食一切，亦已自己买备，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。所属官员，只在本境码头接见，毋庸远迎。……倘有借名影射，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，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，不得稍有徇纵。切切！”

林则徐在居官过程之中，针对当时官场贪风陋习，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有效的矫治措施。他出行习惯轻车简从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他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禁鸦片，随从人员“惟顶马一弁、跟丁六名、厨丁小夫共三名”，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。

他对属下的官吏随从要求十分严格。对于随身跟丁兵弁人等，“不许擅离左右”，“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”。每到一地，即贴出关防告示，昭告士民，自己“一切食用，均系自行买备，不收地方供应；所买物件，概照民间时价给发现钱，不准丝毫抑勒赊欠。……偶遣家人出门，乘坐小轿，亦系随时雇用，不必预派伺候。如有借名影射扰累者，许被扰之人控告，即予严办”。声明“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，可代关说，以及丁胥人等，向外招摇，混称打点照应者，无论事体大小，犯必立惩。有能指首到官者，所首得实，定加重赏”。

为了防止贪污舞弊，林则徐还注意从制度上堵塞漏洞。他在湖北布政使任内，针对捐官、银两假捏等弊病，制定防范办法，“捐监具呈上兑，均由内署按卯、按名，层层稽核。除印发实收仍照例另换部照外，先于收卯之后，填榜示知”。如有假捏等情，在层层稽核下，很容易水落石出。

林则徐在人情礼仪方面的要求亦很严格。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林母去世，同乡挚友梁章钜时任江苏淮海道，知道林则徐家境不裕，拟倡率同僚送厚赙，林则徐得知后立刻写信婉拒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，林则徐升任云贵总督，张集馨记载，“同人馈赠概行辞却”。

因此林则徐所到之处，大抵乡评极好，被公认为是一个好官。冯桂芬追述江苏百姓对林则徐的怀念时说：“虽乡曲妇孺，莫不慨然思夫子当日事，至形诸谣谚，益信德泽之人人心者深也。”“今距公去数十年，心歌腹咏，如公在时。”

但是，林则徐并不是“一清如水”的“标准意义上的清官”，他也收“陋规”。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，陕西发生重大灾荒，地方税收大幅减少，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，然而时任陕西粮道的张集馨在回忆录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说这一年“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”，其中的“抚”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。那么林则徐这一年所得“陋规”有多少呢？张集馨说，计白银“每季一千三百两”，另有“三节两寿”的表礼、水礼、门包和杂费，年逾万两。

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，林则徐的“陋规”都会旱涝保收。我们很难想象林则徐为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，但因为财政体制的实际状况所限，他在各地也不得不遵从官场惯例，在一定程度内收受“陋规”，以为办公之用。也正是因此，他的养廉银才能寄回家中，在身后留下了一定规模的遗产。

关于林则徐的遗产，曾国藩有一个说法，他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：“今日闻林文忠（林则徐）三子分家，各得六千串（每柱田宅价在内，公存银一万，为祀田，刻集之费在外）。督抚二十年，真不可及。”道光二十六年，包世臣在《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》中曾说过，“南方银一两皆以二千为准，北方闻更增于此”，所以按曾国藩的说法，大致以二千文兑换一两计算，则林则徐的遗产总数为一万九千两。在当时的省级大员中，这个遗产数额是很少的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，林则徐在陕西巡抚任上，曾写过一份分产书，把老家的田宅家产均分给三个儿子。分产书说：“合计前后之产，或断或典，田地不过十契，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，……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，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，其余田屋产业，各自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，各值银一万两有另，……再目下无现银可分，将来如有分时，亦照三股均匀，书籍衣物并皆准此可也。”由这个分家文书看，此时林则徐的家产，除了留作归田养老用的两座房屋及现银，还有三万余两，因此总计林则徐的遗产当在四万两左右，是曾国藩所说数量的一倍。不过这种遗产规模在当时督抚大吏中，仍然属于特别清廉之列，所以其遗产之薄才可能成为一时之新闻，广为流传，到曾国藩耳中时，以讹传讹成了不足两万两。

所以，林则徐也是中国传统官员中的一个典型代表，代表了虽然清廉，但是也会在“习俗”认可的范围之内谨慎地收取“应得的”灰色收入的一类官员。像这样的官员在晚清还可以找到很多例子，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。郭嵩焘早年为官，志节颇高。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他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关税情形，所到之处大小官员接待隆重，郭嵩焘却“不住公馆，不受饮食”，更不受礼，一时为官场所侧目。然而同治二年至同治五年（1863-1866年），他署理了三年广东巡抚，罢官回籍之时，所带行李船只达六十只之多，可见收获之丰。他并不以此为愧，反而很坦率，“身为督抚，岁支养廉良亦不薄，何嫌何疑，而畏人訾议?一身服食起居，而多怀顾忌”，身为督抚，只要靠养廉银就可以积累丰厚家产，这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。至于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另一位巡抚沈葆桢，据郭嵩焘所说，回乡之时也带了四万两白银：“沈幼丹江抚归装四万金，而以卖字为生。”

在晚清官场贪墨成风的大背景下，那些志在经世致用、力图有所作为的能员，比如湘系中的很多人物，都采取了这种“知足知止”的居官姿态。

当然，在天下滔滔中，总会有个别刻骨清廉之员，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。晚清自我要求最严的地方大吏应该是罗遵殿了。咸丰九年他任浙江巡抚，“到官，痛吏习浮竞，乃严举劾，察营伍”，后以“城陷，仰药死，妻女同殉”。胡林翼说他“外任二十六年，身后止薄田四十亩，土屋十余间，其清廉亦足为数十年来疆吏之冠”。《清史稿·罗遵殿传》亦载：“遵殿任外吏二十年，廉介绝俗，家仅土屋数椽，胡林翼集赙，乃克归丧。”曾国藩称他为当世第一清官：“罗淡村中丞，以乙未进士历官直隶、湖北、浙江等省，凡二十五年，家无一钱，旧屋数椽，极为狭陋。闻前后仅寄银三百两到家，其夫人终身未着皮袄，真当世第一清官，可敬也。”其可敬之处，正在于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确实凤毛麟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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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原载《陋规》

张宏杰 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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